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这一结论首次发表于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9期，后经1980年初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为题同时刊发后，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但是，中共一大是哪天闭幕的，却一直没有定论。本文介绍的即是学术界对这一历史谜团的研究过程。

闭幕日谜团的初步破解

关于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的说法是：由于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这最后一天的会议，也就是南湖会议，书中特意加了注释：“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实还有程金蛟、丁进等的8月3日闭幕说，陈水林、何铭三等的8月4日闭幕说，但未被收入该注释。

其实7月30日这一闭幕日期很容易排除。当天晚上，因为敌探突然闯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会场，会议中止，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很难想象，会议代表会连夜乘车赶到近100公里外的浙江省嘉兴县，再租条船在南湖上举行闭幕会。这在常识上不合理，交通、租船等具体工作都难以做到，而且也与所有当事人的回忆相左，没人说过是熬着夜在湖面上开的闭幕会。

另外6种说法，都有当事人的回忆支持，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甚至是记录人的文字能力等原因，导致不同人的回忆不一样，同一人前后两次的回忆有差别，甚至同一人在同一回忆中的前后表述也有矛盾。

由于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而且留下的档案材料非常少，致使百年后的今天，南湖会议在哪天开的依然是个谜团。

由嘉兴市委牵头组成的课题组，历时5年推出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对于破解这个百年谜团，作出了重大贡献。该书不仅广泛搜集了海内外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档案资料，而且查考了南湖会议前后的气象资料、当时从上海途经嘉兴前往杭州的火车车次、相关轮船航班时间，以及南湖租船的规则，当年的嘉兴火车站到鸳湖旅馆、再到南湖狮子汇渡口的距离和步行所需的时间。通过这些实证性的材料，再比对当事人的回忆，去伪存真，令人信服地排除了南湖会议时间的若干种说法。

首先，因为陈公博与新婚妻子住宿的大东旅社，7月31日早晨5点多钟听到“一声尖厉的枪声”，接着便是“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后来知道是出了凶杀案。他于是决定带妻子到杭州一行，9点多退了房间，把行李暂存旅社，表示回来还住大东旅社。离开旅馆后，他先在一家饭馆安顿了太太，自己跑去找李达请假。陈公博的这些回忆出自他参加一大后不久写的纪实性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可信度极高。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也佐证了陈公博请假的事。由此证明南湖会议不可能是7月31日开的，因为这天会议的重要组织者李达、张国焘都还在上海。

8月1日下午5时至6时左右，嘉兴南湖狂风大作。8月3日的《申报》报道称：“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竟有三人。狂风约一小时始止。”按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研究，最早指出南湖巨风报道的，是藤田正典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南湖巨风时，代表们如果正在游船上开会，回忆录中应有所记载，但所有代表都回忆说风平浪静、景色宜人，并无湖上遇险的经历。由此可见，南湖会议不是8月1日召开的。

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他和妻子在从上海赴杭州的火车上商量好了旅行计划，“我们打算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而后还说，“回上海第二日我们便附新宁轮船归粤”。经过查阅1921年7、8两个月《申报》商务版刊登的新宁轮进出上海港的日期，可以确定新宁轮是8月4日午刻离开上海港的。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年版）中记载，他8月3日夜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宁轮离沪赴粤之前，“（周）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是结束。”可见8月4日周佛海等代表已经在上海，不可能还在南湖开会。也正因为如此，8月5日就更不可能是南湖会议的日期了。

从上述说法来看，《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一书成功地否定了4种闭幕日的说法，只剩下了8月2日、3日两种可能了。

确定闭幕日期的重要线索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一书课题组认为南湖会议是8月3日召开的。根据当时沪杭线火车时刻表、丝网船（即开会用的游船）需要提前一天“雇定”的规则，负责会务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和十几位一大代表，只能是分两批、分两天，分别乘坐7:35的104次早班快车从上海出发，上午10:13到达嘉兴。

按照这个会期还原，南湖会议的过程大致为：8月1日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当晚王会悟到上海北站购买了次日早班快车到嘉兴的火车票。8月2日王会悟与几位代表先到嘉兴，在城内的鸳湖旅馆（属高档宾馆）“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账房给雇船”，再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张国焘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8月3日，代表们“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到达嘉兴后，由王会悟直接带至离火车站不远的狮子汇渡口，登船开会到6时左右结束。代表们的午饭是在船上吃的。

确认8月3日为闭幕日的最大挑战是要证明8月2日不是南湖会议日期，但这并不容易。

否定“8月2日开会说”的一个理由是：王会悟本人的回忆有自相矛盾之处。据曹仲彬在《八十年前的往事——访王会悟》（《党史纵横》2001年第7期）一文中披露，王会悟1983年在接受自己访问时提出了8月2日召开南湖会议的说法，但就在这次访问中她又说，“会议休会两日，后开会研究怎样继续开会问题”。“休会两日”，当然是指7月31日、8月1日，这两日后再开会研究，就成了8月2日开会研究“怎样继续开会”，而不是在南湖开会。前后矛盾，自己后面的话否定了前面的。

根据课题组对“8月4日开会说”的否定论证，王会悟后面的话显然是记忆有误的。如果真是8月2日研究决定赴嘉兴，按已知的南湖会议进程，王会悟需要当晚到上海北站买票，8月3日到嘉兴，其他代表就只能次日到南湖开会，但前述的证据表明8月4日周佛海等代表已经回到上海了。

王会悟生于1898年，做这个访问时已经85岁了。她关于“休会两日”的说法应该源自她1959年时的回忆：“‘一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此时她61岁，对发生在38年前的一大回忆得没那么确切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她说一大在上海开了“两天”，与事实有明显出入，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说得很清楚，一大在上海一共进行了8天，其中第3天和第4天是休会。

离闭幕日的揭晓一步之遥

那么，王会悟关于8月2日召开南湖会议的说法对不对呢？《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一书认为是不对的。

该书认为陈公博找李达、张国焘告假应该是7月31日下午时段，然后乘坐傍晚7:15的116次夜快车去杭州。陈公博走后，大家讨论续会地点，开始选定的是杭州西湖。后来又觉得“那里游人太多”（陈潭秋：《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而且路程较远。李达正为此发愁的时候，王会悟建议到自己家乡嘉兴的南湖开会。嘉兴是沪杭火车的经停站，李达觉得不错，就“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王会悟：《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革命资料》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按该书课题组的研究，确定到西湖续会的时间，应该是7月31日晚，因为许多代表回忆当时开会通常是在晚上；李达发现西湖不适合，王会悟建议到南湖的时间，应该是8月1日上午；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的时间，应该是8月1日下午。然后，8月1日晚上，王会悟去上海北站买2日早班快车的火车票，全体代表3日到南湖开会。

其实，课题组否定“8月2日开会说”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如果是这天开的会，那王会悟必须提前一天也就是8月1日到嘉兴打前站。但按照当时的火车时刻表，无论她上午还是下午到嘉兴，她一定会赶上当天下午的南湖巨风，可是“王会悟所有的回忆根本没有提及这场巨风，可以反证7月31日晚没有作出到嘉兴南湖续会的决定”（《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前文“8月3日开会说”关于时间线索的推论，基本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

等待历史给出答案

在前面讨论的过程中，有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那就是：王会悟是嘉兴本地人。她至少有一年时间就在南湖边上求学，张国焘甚至在《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中说，“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对当地人王会悟来说，这种巨风天气可谓司空见惯。课题组商请嘉兴气象局出具的气象报告显示，南湖巨风属于当地夏季午后“极易发生”的“局地强对流天气”现象，“其特点为发生突然，范围小，程度剧烈”（《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正因为了解湖边不时会有大风，王会悟才会选择在嘉兴城内距离南湖二里多的鸳湖旅馆下榻，这里档次高，又不会受南湖巨风的影响。相比之下，不谙嘉兴气象的毛泽东和同行的萧瑜第二天到达后，就选择在湖边租了房，这里离红船要近得多。

因此，王会悟对自己常见的这种巨风不会有深刻记忆，除非它影响了开会。这种巨风来得猛去得快，按上述嘉兴气象局的报告来说，这种强对流天气“空间尺度小，一般水平范围大约在十几公里至二三百公里，有的水平范围只有几十米至十几公里。其生命史短并带有明显的突发性，约为一小时至十几小时，较短的仅有几分钟至一小时。”据1921年8月3日的《申报》报道，“狂风约一小时始止。”对一次仅刮了一小时，又完全不会影响次日开会的常见的大风，王会悟有必要牢记吗？她甚至会对一道抵达的几位代表解释此风常见，大家自然安之若素。

另外，认为陈公博7月31日下午请假，然后乘夜快车去杭州的想法也是武断的。想想看，陈公博上午9点多从大东旅社退房，把太太安顿在一家饭馆，再去找李达请假。注意这里是“饭馆”而不是“旅馆”，是准备吃饭而不是住宿。因为计划下午去杭州，他们也没必要再在上海住宿。那么，吃的是哪顿饭？显然是中饭。陈公博去找李达请假，往返需要几个小时吗，别忘了上海是有黄包车的，估计嘉兴也有。陈公博请假回来和太太吃过午饭后，应当是乘下午2:50上海北站开出的110次特别快车，晚上7:09到达杭州。当天下午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只有两趟，为什么不会是前文提到的晚上7:15开出的116次夜快车呢？因为这趟车夜里11:37才能抵达杭州。陈公博带着新婚的妻子，夜半三更到达一座陌生的城市，还得四处找旅店，显然不合常理。那时的杭州不像现在，午夜时分恐怕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

因此，陈公博一定是中午前离开李达住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赶到妻子歇脚的饭馆（应该就在附近）吃中饭，这期间饭馆可以为他们代购2:50去杭州的火车票。陈公博走后，“李汉俊、张国焘、董必武、何叔衡、李达等几位代表在李达家聚会，研究继续开会的地点问题”（荣维木：《关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的几种意见》，载《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不是正式会议，也非全体代表，没必要一定等到晚上开。他们先是决定去杭州西湖，这一是受了陈公博已赴西湖的启发，二是毛泽东、刘仁静会后有到西湖一行的计划，干脆一同去吧，毕竟把陈公博甩掉不妥。既然决定也去西湖，当然没必要再去追着告诉陈公博。大家走后，李达突然发现西湖并非开会的合适场所，于是王会悟建议去南湖，李达遂去与大家商议，大家同意。这个地点变化应该是发生在7月31日下午到傍晚时分，此时陈公博早就坐上了火车，无法通知，所以他缺席了南湖会议。当天晚上，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买票。8月1日，王会悟率部分代表到嘉兴打前站；8月2日，其余代表到达，登上头一日预订好的丝网船，上午11:00左右开会，当天下午6:00左右结束，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8:15的115次快车返回上海。

著名党史学者肖甡教授说过：“1983年我在北京两次访问王会悟，她咬定南湖会议是8月2日召开的。”从以上分析来看，“8月2日开会说”也并非全无道理。

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也即南湖会议的日期，到底是8月2日还是8月3日，依然值得探讨。但是，真相已如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只差一件直接有力的佐证了。

（本文作者为人民出版社编审）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