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临沂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齐鲁大地的具体呈现，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解放区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精心培育的革命精神，是沂蒙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照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在献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懈奋斗中所创造的伟大精神。 沂蒙精神的孕育形成 伟大精神来源于伟大实践，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开辟和建设山东根据地过程中同人民群众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谋解放。沂蒙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孕育形成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暴虐，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肩负起民族抗战的神圣使命。挽救民族危亡，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长达12年的沂蒙革命斗争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为人民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人民的家园。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困难。为保护沂蒙人民的经济权益，山东党组织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实行民主选举，建设廉洁政府。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推行政治民主选举，进一步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根据地的建设中来。1941年前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区长占80%、乡长占70%。人民群众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推行社会改革，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我们党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开办各类夜校，广泛开展“冬学”活动，创办“识字班”，创立“庄户学”，用先进文化启迪民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谋解放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凝聚沂蒙人民群众的奋进力量。 沂蒙人民坚定信心跟党走。沂蒙人民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义”和奋斗目标里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获得自由、平等、幸福、解放，从而坚定信心跟党走，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舍生忘死、参军参战、奋勇支前，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拥军拥政。沂蒙人民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支持人民军队，涌现出“危急时刻用自己的乳汁挽救身负重伤的人民子弟兵”的“沂蒙红嫂”明德英、“我为亲人熬鸡汤”的祖秀莲、“照料抚养近百名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组织带领乡亲们全力支前的“沂蒙六姐妹”等一大批先锋模范人物。支援前线。山东人民的支前规模十分惊人。在孟良崮战役中，沂蒙支前民工92万余人，平均每个战士身后有3.4个支前民工提供保障。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仅有4000万人口的山东就有1106万人次的支前大军。参军参战。为了保卫共产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胜利果实，山东根据地的翻身农民，纷纷参军参战。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在淮海战场，由于大兵团作战，部队兵员须随战随补，以保持战斗力。据统计，从1948年10月到1949年3月，山东解放区就动员了16.8万余名青壮年参军入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沂蒙精神的基本内涵 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共性，也有沂蒙地区的地域、时代和历史文化赋予的鲜明特色，其基本内涵为“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党群同心”是形成密切党群军民干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争独立，在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山东党组织最早的创立者与领导者、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曾在沂蒙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和发展进步青年。在长期的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引导人民群众有了共同的理想信仰、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推动沂蒙老区的革命和建设。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谁就是人民心中的“自己人”。沂蒙人民正是从我们党和人民军队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中，认识了共产党、信任了共产党，才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共产党。“党心”和“民心”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磨难而淬火成钢的制胜法宝。 “军民情深”体现了党群军民之间的深厚情感。如果说，“党群同心”是思想层面上的共同意志，那么“军民情深”就是感情层面上的鱼水情谊。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沂蒙山区，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帮助群众解决各种生活困难。与人民群众“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真正做到“同情同感受”；人民群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军拥政，参军参战，全力全程支援前线。党群军民之间感情深厚，呈现出“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局面，筑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水乳交融”体现了党群军民同甘共苦、血脉相连的紧密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山东根据地曾经有规定：党员干部和部队战士到了农村，要学会用农民的语言进行交流。根据地农村工作队队员到了农村，必须要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给老百姓扫院子、扫街道，帮助整理村庄卫生，给老百姓水缸里挑满水。要帮助农民干农活，交农民朋友。所有的干部要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兴办教育、医疗、水利工程、农村合作社等等。严明纪律，坚决防范、严肃处理各种侵害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亲民爱民的情怀，使党、人民军队和广大的劳动者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成为坚不可摧的共同体。 “生死与共”是党群军民密切关系的最高境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风雨同舟、生死相依。在山东根据地，党和人民军队为了保卫老百姓抛头颅、洒热血，人民群众为了保护人民子弟兵和伤病员上刀山、下火海。英雄事迹不胜枚举：24名八路军战士为救援保护朱村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党的干部武善桐为救村民把日寇引到村外抱敌跳崖，“何万祥连”30多名战士为解救千名群众战死沙场……全民族抗战期间，沂蒙老区15.5万余名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孟良崮战役的支前拥军模范”李桂芳带领沂蒙妇女拆自家门板，跳进冰冷的河水，用自己的身躯扛起门板、架起“火线桥”。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党群军民同生死、共存亡，铸就了摧枯拉朽改变历史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这股力量，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一部沂蒙精神形成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就是沂蒙人民铁心向党，爱党爱军、无私奉献、坚定跟党走的历史，就是党群军民同心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赢得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目的就是要从前辈们走过的道路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精神滋养。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在沂蒙地区，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谋解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采取更有力的举措，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回顾沂蒙精神产生发展的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就不会形成党群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局面，就不会产生沂蒙精神，更不会形成塑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只有做好这项工作，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证。 必须不断改进方式方法，提升群众工作水平。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今天，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及其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工作环境、条件和工作方式也都发生了变化。面对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新时代新征程，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员干部要不断解决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一刻不停地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努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作者系沂蒙干部学院教授）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是勤于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关心江苏的建设和发展，对江苏寄予厚望，20多次到江苏考察调研或指导工作。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野到工厂，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指导江苏干部开展调查研究，他和蔼可亲的领袖风范和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给江苏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在南京郊区调研时与农民交谈1953年2月22日至25日，毛泽东视察江苏。这时江苏刚刚恢复省治不久，各级地方干部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问题，经验不足。毛泽东先后同江苏省委、苏州市委、徐州市委、泰兴县委等负责同志座谈，就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领导艺术、改进工作方法，对地方干部谆谆教导，悉心帮助。有的地方干部反映，党和政府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可有时却吃力不讨好，群众还不满意。毛泽东分析道：地方干部，领导老百姓搞生产，生产中有困难给贷款，又兴修水利，家庭不和还有婚姻法，可是有些地方老百姓还反对他们，就是因为地方党委没有发挥政治领导作用。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方干部是否也可以订几条纪律和几大注意。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改善领导作风提出了明确要求。关于领导方法和艺术，毛泽东强调首先要调查研究，他说：领导要抓三条。第一条调查，把情况搞清楚。第二条指导，包括方针政策、任务、部署在内。第三条检查，检查要直接和下级干部见面，了解情况一起商量，他们觉得有困难，要提出解决办法帮助他们。指导和检查，要实事求是。不调查要犯主观主义，不指导不检查要犯官僚主义。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试办，不要忙于决定，要搞典型，研究典型，要研究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只靠好的，不能发现问题。调查研究是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础，指导检查是落实方针政策、了解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途径，典型试验是检验政策效果、取得初步经验、再全面推行的重要环节，这些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江苏地方干部颇受教益。毛泽东在南京会见各界群众代表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乘专列南下，途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抵达广州，一路考察。1月29日专列到达南京。当晚，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苏省委及南京市委负责同志谈话，了解江苏整风整社、轻工业及市场等情况。毛泽东督促江苏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克服盲目性与片面性，鼓励江苏的干部团结起来。他说：干劲还是要鼓，要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4月19日，江苏省委也向各地、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分别要求各地、县委第一书记和各市委书记对一个公社或一个大队、对城市的各条战线的基层单位进行专题或综合的调查，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要求调查工作应该集中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江苏省委领导也亲自下去，分头在徐淮、里下河、太湖、宁镇地区选点调查。经过调查研究，省委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保护和恢复农村劳动力，安排好群众生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战胜困难局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工作基础。来源/学习强国

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五一口号”，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右上为毛泽东同志侧身头像。“五一口号”的发布，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在我国统一战线史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主动进攻，相继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迎接全国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此时的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因此，一个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严肃政治课题，已经摆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面前。按照惯例，每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有关纪念“五一”的专门决定，或举行集会、游行，或刊发文章、社论。1947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新华社留下小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大部分人员在社长廖承志的率领下转移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涉县东西戌村坚持工作。1948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廖承志给中央发来一封电报，请示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决定通过“五一口号”来向全国发布？廖承志的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二1948年“五一”前夕，中央宣传部门拟定了“五一口号”初稿送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对其逐字逐句进行审核修改。其中，重要的修改有：一是将新华社电头由“总社”改为“陕北”。这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迷惑敌人，使其以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机关还在陕北转战。二是将初稿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条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公开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建立新中国、成立新政权。三是将初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修改后的“五一口号”共23条，字字千钧有深意。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冀察军区驻地，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称城南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促进和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会上，周恩来指出，“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这是形势发展的趋势，全国人民的要求。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三《晋察冀日报》的前身为《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创刊。该报于1938年4月转归晋察冀，后成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称《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抗战期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工作人员利用广泛的消息源，巧妙地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源源不断地获取消息、坚持出版发行，担负着开展抗战政治宣传的重要使命。当时《晋察冀日报》社驻地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因《解放日报》已于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而停刊，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刊登。因此，《晋察冀日报》成为首刊“五一口号”的报纸。据曾任《晋察冀日报》编委会编委、编辑部副部长陈春森回忆：“快到中午的时候（注：1948年4月30日），晋察冀日报社接到上级任务，中央要求‘五一口号’一定要保证在5月1日当天见报。那天我是值班编辑，由于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邓拓也来到编辑室和我一起值班。从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晚上10点刚过，毛主席审定的稿子终于送到了……事不宜迟，邓拓和我马上进行编排，迅速送印厂排出小样，我们再对小样反复校对，确保内容准确无误……凌晨，刊登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在印刷厂开机印刷。那天晚上，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排版和印刷工人，大家都没有合眼，整整忙碌了一夜，待报纸印刷完毕已是东方大亮。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5月1日那天迅速将刊登有‘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发放出去。”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等报纸也全文刊载，“五一口号”迅速传播到海内外，极大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他们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口号”“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此后，许多代表人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纷纷到达解放区，1949年9月参加新政协，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贡献。来源/学习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用“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深刻阐释。“六个如何始终”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大党独有难题的高度警醒和深刻认识，体现了我们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为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新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重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选择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六个如何始终”是我们党基于所处历史方位、面临形势任务、党情发展变化而提出的重大命题，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现实需要，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适应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高度自觉和历史主动。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内在要求。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鲜明特质。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列宁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纯洁并不等于现在先进纯洁，现在先进纯洁并不等于永远先进纯洁。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谈到苏共亡党的教训，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实现党长期执政的根本途径。经过百年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到9671.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已达到493.6万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大的样子”，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超大规模、组织体系超大规模，更重要更本质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组织塑造、领导智慧、精神境界等方面的集中体现。同时，随着党员数量不断增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对管党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难题”，尤其是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对于这些难题，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必须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们党肩负着团结带领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我们将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化风高浪急为风平浪静，变惊涛骇浪为乘风破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我们党战胜风险挑战、创造百年辉煌的制胜密码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并一以贯之体现在党的全部奋斗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为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的是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的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的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初心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只有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才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党成立早期，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才得以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改革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出一系列重大制度性安排，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重塑和根本性强化，有力维护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核心就在于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步调统一，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我们党一路走来，从弱小到强大，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历来高度重视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和能力水平提升。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边学边干，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辩证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重视和研究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并强调要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要更好统筹两个大局，赢得历史主动，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只有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提出永久奋斗是模范青年“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告诫。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全党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革命热情、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向前行，在竞相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中，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敢于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后来又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但是，我们党在人民的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正错误、走向光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只有不断清除一切腐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才能确保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建设了“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毛泽东同志当年概括了延安的“十个没有”。“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的巨大反差让许多民主人士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严肃政治生活，涵养政治生态，督促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内政治生态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只有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以“六个如何始终”为指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永远在路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以“六个如何始终”为指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最重大政治成果、最重要历史经验、最客观实践结论，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两个维护”是保证党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关键所在，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检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能力作风的试金石。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学习教育相结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牢记党的宗旨，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凝聚精气神的灵魂，切实筑牢忠诚干净担当的思想根基。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要深刻领悟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使科学理论真正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要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健全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求发展则发展兴。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斗争精神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突出政治标准。要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增强政治免疫力。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来源/学习强国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开展调查研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1927年初，为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质疑和责难，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他广泛接触和访问群众，步行700多公里，历时32天，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虚心向他们请教，并召开各种调查会，引导大家打开“话匣子”，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调研，他深切感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正确结论。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跟中级干部了解情况，跟基层干部、穷秀才、普通农民座谈，跟破产的商会会长、失业的原衙门官吏聊天，“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兴国实地调查开始时，几个农民态度疑惧，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不愿意跟毛泽东交往，更不愿多讲。毛泽东便请他们吃饭，晚上又给他们被子盖，他们才慢慢有点笑脸，开始说话。最后他们热烈讨论，无话不谈。毛泽东后来总结道，“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展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周恩来：“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周恩来抓调研的作风是轻车简从、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平等待人，特别是他力倡实事求是的调研作风并将之形成规定的做法，给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1949年4月25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不久，北平电车厂意外发生了烧毁59辆车的火灾事件。周恩来一听到消息立即赶往火灾现场处理，批评没有迅速上报的做法，当即作出“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成为此后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规定。1963年5月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由于沉没原因不明，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纷纭。他指示新华社待查清情况后再发表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小组得出“‘跃进号’沉没极大可能是触礁”这个出人意料的观点后，周恩来认为还“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赴一线指挥调查。12日，来到指挥所的周恩来看到出海舰队编队领导干部都是副司令、副政委，便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他当即作出指示：“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出海舰队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天现场潜水调查，取回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导致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国外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刘少奇：“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调查研究的足迹。1922年，他深入安源路矿工人中搞调查，保证了罢工胜利；1935年，他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通过广泛调研，制定恢复和发展白区党组织及外围团体的策略方针；1949年春，他深入工厂实地考察，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发表“天津讲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重视调研，几乎每年都要到地方视察，采取多种形式，调研各领域重大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开展的调研形式既有实地调查、专题调研，也有日常观察、理论学习、听取汇报，还有人民来信来访。他在湖南家乡发展了一批农民通讯员，鼓励他们经常来信反映真实情况，多次表示愿出路费请他们来京。1961年4月，他到湖南宁乡调查前，要求调查组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宁乡调查的44天中，刘少奇33天住简陋的农舍，开了20多个座谈会，深入到11个生产队，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商讨各种问题，了解到大量基层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此后调整农村政策奠定了基础。朱德：“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朱德一生求真务实，热衷于通过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早在延安时期，为解决边区粮食困难问题，他就和董必武、徐特立等人通过实地视察，提出南泥湾屯田政策，让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深入基层，鼓励干部群众讲真话：“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他态度真诚，很多干部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由他亲自主持形成，内容涉及各领域各行业，很多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建设性意见，有的还富有前瞻性，例如他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的意见。1957年1月，朱德在海南进行20多天考察，认为海南水路交通发达，许多港口既可建成军港，也可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便利，邻近香港，还可成为出口基地，便致电中央建议开发海南岛。1963年1月，77岁的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他在了解海南岛资源情况，并深入通什、榆林等地考察后指出：“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只是劳动力比较缺乏。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这次考察后，他再次向中央建言：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对开发的方向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1988年，海南终于从广东省一个行政区变成一个省份并成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邓小平：“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邓小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认为事业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1949年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思考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时间问题。中央军委最初确定渡江时间为当年3月。然而到了3月，为了配合我党与国民党在北平进行的和平谈判，从而在政治斗争中赢得主动权，并力争实现我军和平渡过长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定的3月推迟到4月10日，这是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一次变化。邓小平接到决定后，立即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认真研究4月10日的天文情况，周密调查后向中央提出：4月10日正是阴历十五日，月圆通宵，不利于我军夜间隐蔽渡江，建议时间推迟到4月15日黄昏。中央军委采纳了邓小平的正确建议。到了4月11日，北平和谈已进入最后阶段，南京政府若能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我军就能实现和平过江。中央军委为此致电邓小平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为最终期限，中央军委决定渡江时间推迟到4月22日。此后，中央军委又电告渡江战役总前委，4月25日以后渡江。此为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二、三次变化。邓小平再次作多方面周密调查：查阅近十年来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听取侦察部门敌情汇报和分析；研究数次推迟渡江时间导致集结江边的百万大军供给出现困难等实际情况。经过多方面调研和综合分析，邓小平4月17日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新建议：渡江时间定在和谈协定最后签订日，即4月20日夜。在最后签订日期之后再打响，既可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又可减轻我军后勤供给的困难和压力，还可使我军在长江水情较为有利时渡江。水文资料显示，长江下游4月下旬进入雨季，江水上涨很快，会加大渡江难度。4月20日是阴历二十五日，月出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隐蔽渡江。这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的最佳作战方案，理所当然地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完全接受。陈云：“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陈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无论是指导工人运动，还是领导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他都坚持到基层实地考査，根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反复、比较”十五字工作方法，依靠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作出科学决策。他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一五”计划时期，面对汽车工业基地的选址，身兼新中国第一任重工业部部长的陈云，又将调查研究贯彻始终。苏联专家提出选址西安，还有一些人提出放在北京、石家庄、太原等地的提议。方案很多、争论很多，各有各的理由。于是，从北京西郊到石家庄，从西安到太原、长春等地都留下了陈云的身影。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陈云发现这些方案都各有不足，又组织中外专家及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反复进行论证。最后，结合大家的不同意见和自己调研的情况，综合考虑交通、能源等实际情况，陈云认为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厂的选址定在长春最为合适。历史证明，陈云的决策是符合实际、着眼长远的真知灼见。当前，我国正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困难与挑战前所未有，迫切需要我们汲取老一辈革命家调查研究的思想智慧，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转自/学习强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