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解决问题”是周恩来的一大特点。周恩来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进而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那段革命历程；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一穷二白到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执政岁月。其中，善于解决问题，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周恩来善于解决问题中所秉持的立场、提出的观点、采取的方法，为共产党人解决问题、改造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

       为了理想大处着眼

　　周恩来在长期的领导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坚持站在实现党和人民整体利益、实现党的既定目标和远大理想的政治高度和历史高度，用大视野认识问题，用大格局处理问题，使得许多充满艰难的事情、许多他人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他手中得到妥善解决。

　　党的六大以后，妥善处理和解决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的革命处境，一些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内部，产生了对上级不信任，许多人相互埋怨等严重问题。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顺直省委也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甚至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提出要“取消省委”。

　　1928年11月9日，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就提议：“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这一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他强调：“主要是政治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最后，解决顺直问题的任务落到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身上。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前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进行一番紧张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他于12月18日在顺直省委出版的油印党刊《出路》第二期上发表了《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提出了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基本工作思路，并着重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步产生新的斗争。”

　　此后，周恩来坚持从教育入手，帮助大家正确认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和铁的纪律的区别，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在逐步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最后顺直问题得到解决。

　　顺直问题发生后，当时中央也曾经几次进行过解决问题的努力，但直到周恩来去顺直后才取得明显的效果。正是周恩来把问题置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大背景中去认识，放到共产党人为实现革命目标的大逻辑中去认识，使得他能够在这一棘手问题面前，确定了积极引导的工作方式，从而有效统一了思想，最终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

       洞察机枢抓住关键

　　周恩来善于在许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中，较早或者及时发现解决问题的机枢和关键，从而把握住解决问题的关口和时机，进而有效解决一个个事关全局、事关胜利的重大问题。

　　周恩来在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在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月后，思想起了变化，一天他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当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得到了他的立刻同意。这个“立刻同意”，反映了周恩来对这个具有全局意义信息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判断。此后，李克农先后三次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这些谈判，最后促成了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张学良谈到希望蒋介石抗日；并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这是促成中共中央四个月后作出“逼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亲自布置，西北军一名被俘团长的一个举动，最终演变成为中共高层与张学良的直接接触。

　　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提出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等具体建议，同时还充满预见地提出“我们的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张学良。会后，周恩来将当晚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对蒋介石的处置建议，准备“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

       注重细节实处用功

　　曾经有一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政务院工作的党外人士谈到体会时说：政务会议不论我多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然而他最大的特点还不在于此，在于周总理的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细节关乎大局、关乎成功。正是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这样一件正常的工作中，用“每一星期开一次会”“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对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等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方略落到了实处。

　　周恩来之“细”，不仅是细微之处见精神，见大局，而且“细”得实在，“细”得管用，值得我们学习。

　　（摘编自《世纪风采》2022年第3期 赵一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