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翻看《东北日报》时，总会在不经意间破防，明知“结局”，却还是深陷于过去的世界，被那个时代所触动、被一些细节所感动。其中，必须要讲的是一些不起眼的寻人启事——从1951年3月份开始，在《东北日报》的广告栏中，“军属寻人名单”开始出现。

“近年来东北军区政治部收到各地军属寻人信件甚多，兹将名单列左。望被寻者或知者直接给寻人军属去信为盼。”第一期的“军属寻人名单”很简单，一行是寻人者姓名和地址，另一行是被寻者的姓名和基本情况。后来军属寻人的名单越来越多，名单渐渐规范化：第一行是被寻者，第二行是寻人者，第三行是通讯处，按照竖版的排版顺序，从右往左看，都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地址。这些“名单”不是天天都有，时短时长，少的时候二三十人，多的时候一百七八十人。在1951年至1953年刊发在报纸上的“军属寻人名单”，总是能够让人联想到，被寻者会不会是奔赴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按照志愿军的应征标准，志愿军战士的年龄需要在18岁到28岁之间，以男性为主。由此可见，寻人者的身份多种多样，有可能是父母、妻子、兄弟姊妹。

被寻者“赵春生”，寻人者“赵张氏”，通讯处“临江县建国街二组四七号”。“赵张氏”是赵春生的妻子还是母亲呢？赵春生后来回家了吗？

被寻者“史文财”，家住辽东省西安县的德凤村，寻人者那一栏写着“你母找”三个字。可以想象，史文财的母亲没有直接去登记，而是托熟人把消息递到部队。可是传消息的人却不知道她的名字，索性写下“你母找”，乍一看，像极了“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可他上了战场，也许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召唤。

被寻者“王锡安”“王锡善”，寻人者都是“王有余”，家住“沈阳市郊塔湾小苍屯”。王有余是王锡安、王锡善兄弟二人的父亲吗？看着这三个名字，我们仿佛看到当初“父送子、兄弟争相入伍”的场面。他们是否看到了这条消息，给家里来个信儿？

当然，寻人者不仅仅是个人，在不少条目当中，我们还发现，有许多地方政府、民政局、人民法院也加入到寻人队伍当中。例如，凤城县人民政府民政科、新金县人民法院、江西省东乡县人民政府都在“寻人者”之列。纵观寻人者，大多是东北当地的军属，但也有部分来自外省的寻人信息，例如湖南省长沙市民政局寻找“蒋瑞珊”，来自河北省吴桥县的马书昌寻找马秀骏……

对这些“军属寻人名单”进行统计，仅1953年，就有四十多份名单出现在记者的视线中。我们不知道，这些军属是否找回了他们的亲人，是否得到了亲人的音讯。如果没能找回来，7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是否还在期盼着亲人回家？近些年，一批批在韩烈士遗骸陆续回国，人们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帮助他们寻找亲人，然而时间也给人们出了一个最大的难题——烈士的身份难以辨认，能够识别出来的少之又少。这场始于70多年前“特殊的寻亲”，隔着时间的长河，不知何时才有结果。（记者张晓丽）

来源/学习强国